文 | 腓力

一位10岁的姐姐受到指控，她动手杀死自己7岁的弟弟。随后，姐姐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并交代自己作案的经过和动机。

看到这则消息，或许我们会为一个幼小的生命的逝去感到痛惜，或许我们会为如此恶劣的事情感到气愤，或许我们会捶胸自问，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她这么做，难道真的是出于仇恨？嫉妒？恐惧？

实际上姐姐没有杀害弟弟，反而很疼爱弟弟，而这一切，不过是一场精心预谋全民参与的谎言。其实，这部5月新上映的韩国电影《小委托人》（《어린 의뢰인》），改编自2013年震惊韩国的一起继母虐童案。

2013年8月14日，韩国漆谷，一名8岁小女孩因为腹痛而送医院急救，但到急诊室时已经停止了呼吸。实际上，这天继母林某正在向这位小女孩施暴，她一脚踩在孩子的肚子上，最终致其死亡。

更令人气愤的是，这位母亲试图把罪名嫁祸给10岁的大女儿，大女儿因为恐惧后妈的威胁，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杀死了妹妹。后来与生父和继母隔离后，姐姐才慢慢说出真相：妹妹是新妈妈打死的，而自己也是受害者。

次年4月，这位继母以“谋杀继女罪”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，其亲生父亲金某因虐待亲生女儿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

这样的结局似乎有点大快人心，恶者得到惩治，有虐童行为的父母得到警戒，关心这一事件的人也终于得到了正义获胜的安慰。

如果只看情节梗概，那么这部扣人心弦的电影高度还原了那场虐童案件，可谓韩国电影在现实题材上的又一佳作，可见韩国电影对现实题材的擅长。但“改编自真实事件”，无形中又加重了这部电影的悲痛。

在电影中，10岁的姐姐多彬和7岁的弟弟敏俊自幼没见过母亲，他们很好奇有妈妈会是什么感觉，虽然回忆妈妈是平日最愉快的事，可他们从未回忆起母亲的样子。父亲似乎很少顾及他们，终日在外，平日很少能见到，更谈不上照顾他们俩。姐姐只好承担起家务起居，平时姐姐去学校上课，弟弟便在校门口等姐姐放学。即便这样，他们姐弟俩还是非常积极乐观。

直到有一天，新妈妈（继母）的出现打破了他们往日的平静。孩子的名下汇集了亲戚、政府、其他机构汇来的钱，继母出现在这个贫穷、破碎的家庭，正是为了这笔钱。这些来自各界的善款未能改善孩子们的生活，反而为他们招来了一位恶魔。

虽然继母也承担起了孩子们的起居日常所需，但她对孩子却没有一点耐心和容忍，稍有不满，便开始训斥，甚至动手打骂，慢慢限制了孩子的天性。扼杀天性相当于扼杀快乐，孩子们开始变得敏感，处处小心翼翼，生怕惹怒这位新妈妈。

但孩子终究是孩子，再小心谨慎，也逃不过他们受到后妈虐待的“宿命”，尤其是姐姐，常常被打的满身是血，甚至耳膜破裂，必须住院治疗。终于有一天，弟弟敏俊在家暴过程中内脏破裂，当场死亡。片中虐童手段残忍得令人心颤，整部电影惊悚至极。

近些年听好些人在说，看到世上那么多苦难，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，恶魔横行，都已经不敢生孩子了，生怕他们在这个恶贯满盈的世界受苦。实际上千防万防，家贼最难防，电影最后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：韩国虐童事件得到举报的，2001年有4133件，2015年有19208件，2017年有34169件，约增加10倍。在虐童施暴者中，每5个人就有4人是父母。中国的情况，或许相差无几。如果家长不成熟，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那么孩子很可能会成为父母情绪的牺牲品。其所造成的伤害，或许还要在外人之上。

影片开头引用了著名的“吉诺维斯案”，这案件也暗示着整部电影所要探讨的主题，激发人们对于不公、犯罪事件的公德心，以及呼吁社会对此类事件的反思和关注。

或许从某种意义上，这部电影也是对“好撒玛利亚人”现象在今日的默想。

1964年的一天，基蒂·吉诺维斯(Kitty Genovese)在返回公寓的途中，遭到了一个持刀男子的恶意袭击。这位男子刺了她几刀，她大声呼救，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干预。于是恶徒更加放肆，将基蒂·吉诺维斯击倒在地，并继续用刀刺她。最后有人报警，当警察赶到现场时，基蒂·吉诺维斯早已丧命，袭击者也已不知去向。整个袭击行为持续了35分钟，当时周围共有38个人目睹了这一袭击事件，但最终只有一个人报了警。

这件案子定义了“社会性负罪感”，围观的群众无形中成了帮凶。由于观看事件的目击证人太多而降低了个体提供帮助的意愿，从而产生“责任扩散”现象，大家都觉得“会有人去帮忙的，我就不多管闲事了”。

就像影片中的场景，邻居、老师、社工，明知这对姐弟遭到严重的家暴，却因为不想多管闲事、自找麻烦而选择回避，眼睁睁看着这暴力变本加厉。

同时，这也涉及到“程序正义”的问题。例如真正想帮上忙的儿童福祉社工，却没有帮忙的“权力”，他们不像警察能够获得暴力的证据，拥有搜查令，甚至有敲开门的权力。想要帮助姐姐多彬翻案的警察，却又因为多彬已经顶替继母认罪，且没有实际的证据，而无所作为。虽然大家明知凶手不会是这位年幼弱小的姐姐，但在法律面前，却只能根据程序办事。

这就是“程序正义”在现实世界激起的反应。“程序正义”又称“看得见的正义”，那么看不见（缺少证据）的部分，便因为不具备法律效益而失去指明真相的权力。这也直接导致了古今中外那么多冤假错案，而实际犯法者却逍遥法外。

其实这也是所有法律的局限，法律无法约束良心，也无法惩治人心。所以能让世界变好的，从来不会是法律法规。

多彬、敏俊的遭遇，旁观者的冷漠，就像在圣经中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故事：面对那位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呼救，路过的祭司、利未人都装作视而不见，并找理由说服自己的良心，好让自己安然离去。

或许加剧悲剧的，是旁人的冷漠，他们的冷眼旁观，再度滋生行凶者的恶。这正是“吉诺维斯案”中指控的“社会性负罪感”，法律上无法判处冷漠有罪，但良心会。

所以最后，也正是因着良心的催促，那位曾带给孩子们希望和温暖的“社工叔叔”——律师郑烨，再度回到孩子们这一边，顶着压力去插手“别人家的事”，真正开始关心孩子的命运。也正是这些“多管闲事”的好心人，为这部有些压抑的电影带来了一丝曙光。

无论戏里戏外，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就是在对孩子的归属认同上，大多数家长都认为自己拥有孩子的所有权，认为自己能够支配孩子的任何事情。

虽然孩子的归属问题并非是这部电影讨论的主题，但我认为，这与电影所揭露的现象有着直接的关系，至少关系着父母决定要如何对待孩子。

“孩子是我的产业，你们管不着”，这也是后妈智淑的观点，她觉得自己家的孩子无论怎么打骂，别人都无权插手，也不应该插手。

的确父母对孩子具有监护和教养之责，圣经中也不乏这类教导：要用杖管教、教导自己的孩子，免得他们入了歧路。但管教的目的是把孩子从错误中挽回，让他走上正路，而虐待儿童，早就越过教导的边界，那只不过是为父母失控的情绪买单罢了。

圣经说：儿女本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是属神的，不可任由己意。我认为这很有道理。若是过于强调父母对孩子的掌控，觉得自己可以随意处置孩子，从而进入另一个极端，便会产生不少问题。

就拿影片所探讨的儿童虐待问题来说，首先社会对这类事情的监督非常困难，而且儿童虐待在法律上几乎是盲点。就像多彬和敏俊，面对后妈的暴力，他们无处控诉，不但找不到庇护所，反而还要提心吊胆和她住在同一个房子里，忍受突如其来的拳打脚踢。

同样的，或许那些旁观者也正这么想，这是别人家的孩子，他们有权以他们的方式去对待。也就是说，孩子是他们父母的产业，父母可以摆布孩子的命运。虽然知道他们正遭受虐待，可自己却没有理由能出手干预。况且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。再者我们也无法插手别人的家务事，而这类虐童案，也很少能得到处置，受到法律制约。

所以这不只是部分极端家长出了问题，也是全社会的问题，当社会主流都认为孩子是父母的产业时，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父母“滥用权力”。在这种成人主导的社会，儿童一直处在半遮蔽状态，被挡在人后，受人摆布，生存状态是好是差便都只能听天由命。

良心若是受不到约束，就容易滋生罪恶，酿成种种社会悲剧。就像后妈智淑，她的成长中也没有母亲，所以她也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母亲。她是一个可怜的人，但她的可怜又造成更多可怜的人。这种恶的延续，淹没了一代又一代……

我想起苏恩佩前辈的一句话：与其咒诅黑暗，不如燃烧自己。

虐童事件让人气愤又心疼，但我们必须走出阴影，像后来的郑烨和圣经中那位好心的撒玛利亚人那样，真正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。只有这样，暗黑之处才会真的亮起一点火星，使在其中孤单、徘徊、绝望的人看到一线光明的希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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